中國紀檢監察報

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，清廉始終是衡量官員品德與政績的不變標尺。那些載入史冊的清官廉吏，以自身的廉潔奉公、剛正不阿、為民請命等優良品質，照亮為官從政的正道坦途，其精神內核超越時代變遷，至今仍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。元代的余闕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。

余闕（1303—1358）是元末廬州（今安徽合肥）人，以文學、清廉、節義而留名青史。他早年喪父，家道中落，以教書贍養母親，潛心儒家經典，嘗耕讀于廬州城東南青陽山，自號“青陽先生”。

元統元年（1333），余闕高中進士，獲榜眼之佳績，后歷任多地官職。余闕深受儒家文化熏陶，以憂國憂民為己任。后人將他與宋代包拯、明代周璽并稱“廬陽三賢”。

余闕秉性剛直，清廉自守。他為官“知無不言，言峭直無忌”。任泗州同知時“為政嚴明，宿吏皆憚之”。任浙東廉訪司僉事時，浙東貪墨官吏聽說余闕即將到任，“多解印綬自免”。任刑部主事時，“三月之間疏滌冤滯獄五百”，充分體現出他勤奮的工作態度、高效的辦事能力和動真碰硬的勇氣魄力。

一次，宣慰使章伯顏將一箱婆律香贈與余闕作為禮物，余闕覺得箱子分量太重，疑有他物，堅辭不受，打開發現箱內果然藏有黃金。章伯顏不由感嘆，他饋贈各級官員，沒有遇到推辭之人，“潔如冰壺，獨余公一人”。

余闕勤政務實，體恤民情。他為政以民為本，主張“輕徭役，薄賦斂，罷土木之役，恤鰥寡之民”。任泗州同知時，當地麥子收成極差，百姓不敢上報，余闕敢于為民請命，請示中書省頒布法令，“凡無麥者得減賦代還”，即凡是麥子收成極差的地方，可以減免賦稅或用其他方式抵稅。百姓共同湊錢送與他表達感謝之情，余闕拒不接受。

任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時，廣西多山，道路險峻，百姓運送糧食繳納賦稅，運輸成本居高不下，余闕下令允許用布帛代替糧食繳納，大大減輕了百姓負擔。針對朝廷派遣使者到各地但又疏于管理，余闕上書指出其中弊端，這些使者所到之處索要奢華飲食、大肆鋪張浪費，應立即停止派遣。至正十四年（1354），余闕駐守安慶，百姓遭遇饑荒，他將自己的俸祿用來買米施粥，又上書中書省請求撥鈔賑災，賑濟百姓無數。

余闕精通儒學，富有文采。他“留意經學，五經皆有撰述，尤工詩文”，曾受命參與修撰宋、遼、金三史，有《青陽先生文集》傳世，收錄詩文近兩百篇。余闕追求“質樸雅正，不尚虛華”的文學風格，他的詩文飽含著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和憂國憂民的情感，同時語言輕快自然，意境優美，有江左鮑照、謝朓之韻，別具一格。明代宋濂稱：“公文與詩，皆超妙絕倫，書亦清勁，與人相類。”駐守安慶時，軍事之余，余闕曾為《周易》作注，在府學為學生和將士講學，使他們懂得敬長孝老的道理，有古代儒將之風范。

余闕以他的忠、勇、清、正，贏得了廣泛贊譽。元末李祁為余闕文集做的序中，稱“廷心（余闕字廷心）學問、文章、政事、名節，雖古人有不得而兼者，廷心悉兼之。世豈復有斯人哉！”朱元璋稱其為“忠臣義士”，“令有司建祠肖像，歲時祀之”。

“潔如冰壺”是余闕一生的生動寫照。他如冰壺般晶瑩剔透的操守、以民為本的情懷、敢于擔當的勇氣，穿越六百余年的時空，依然閃耀著璀璨的光芒，啟示今人可以歷史先賢為鏡，不斷砥礪忠誠品格、厚植為民情懷、堅守清廉底線、錘煉過硬本領、勇于擔當作為。